罗田县文明实践迎端午，志愿服务深入一线

生态补偿金主要用于上下游生态补偿、水污染防治，以及对水环境责任目标完成情况较好省辖市的奖励等。

其次，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举世公认，发达国家不能置身事外。当前，一些发达国家以拯救人类未来的面目出现，确定自身率先减排的比例，看似积极、公正、负责，很有迷惑性。

中国科学院院士丁仲礼说得好：你得承认你在今天过上的日子，同你祖父、父亲这一辈的排放是有联系的。发达国家历史上的排放让当代人负责，会不会有失公平？答案是：不会。这样的积极，是自私的积极。然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义务和责任上的分歧，远未弥合。二、当前发达国家倡导从确定全球及各国减排比例出发构建减排责任体系的做法，最终将剥夺发展中国家应得的发展权。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如果完全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形成排放赤字，今后即使实现零排放也无法消除已造成的伤害，这样的要求没有可操作性。事实上，在确立了全球减排总目标的前提下，只要将发达国家这些排放量一减，马上就会发现，它们留给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空间非常小，根本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中国气象局为旅游系统提供了高质量的服务。

选择重点城市开展旅游气象服务试点建设，强化旅游气象信息发布机制，争取将精细化、个性化的气象服务延伸到旅游景点和游客。中国气象局副局长许小峰、矫梅燕，国家旅游局副局长祝善忠参加了会见。目前，我国尚缺少专门的为旅游业服务的气象产品，旅游气象服务与游客的需求仍有很大的差距。邵琪伟非常赞成中国气象局提出相关建议，他表示，今后国家旅游局中国气象局将开展更多、更深入的合作与交流，全面推进旅游气象服务工作。

气象部门一直将做好为各行各业的服务、为老百姓的服务当成气象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双方表示，将开展广泛而又深入的合作，共同做好防灾减灾工作和开展旅游气象服务，全面提升旅游气象服务质量，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目前旅游产业规模越来越大，游客活动范围越来越广，旅游方式越来越多，又好又快发展的旅游业对气象服务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在关键旅游季节国家旅游局和中国气象局可以联合发布重要的旅游气象信息。郑国光与邵琪伟在华风气象影视信息集团直播间高兴地交谈。郑国光说，在过去几年里，尽管气象与旅游两部门里在信息共享和旅游气象服务方面的合作取得了很得的进展，但是更深层次地推进新时期的旅游业发展气象部门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据悉，近年来针对旅游业中国气象局及各地气象部门在做好主要旅游景点气象服务的同时，强化防灾减灾，做好季节性、重要节假日等专题性旅游气象服务，开发利用旅游气候资源，为各类大型旅游文化活动、旅游品牌打造、旅游安全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希望双方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深化合作他称基础四国在如何根据《哥本哈根协议》来执行减排计划方面语焉不详，并警告各国不应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执行《协议》的某些部分，而忽视其他部分。他表示，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是一次纠结、严峻、混乱的会议，一度似乎注定要失败。

他说：这毕竟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协议。美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说：中国和其他基础四国(BASIC)成员的表态确实说明，它们想限制该协议的影响。

美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托德・斯特恩美国一高级官员周二批评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试图削弱《哥本哈根协议》，并称今年底之前可能无法制定出一份更为全面的国际气候协议。斯特恩在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发表讲话时还说，估计在墨西哥主办国际气候会议之前，今年的谈判形势将更为艰难，但他还是希望能达成一份完整的有约束力的协议

如果这些方案得到实施的话，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平等条约。如果接受发达国家提出的25％减排目标，中国到2019年即用完排放权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已尘埃落定，但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尤其是长期排放权分配问题，依然是各界关注的焦点。根据他的计算，如果接受发达国家提出的25％的中期减排目标，中国到2019年即用完排放权。这样的方案将大大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违背了国际关系中的公平正义原则，也违背了气候变化协议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丁仲礼指出，这个陷阱由6步逻辑推理构成：第一步，论证全球温度对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高敏感性。第五步，发达国家率先提出明确的减排目标。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从工业革命前的270ppmv （百万分之一体积）左右提高到2005年的380ppmv，约有60％来自2005年前人口不到全球15％的27个发达国家。丁仲礼说，同时，这些方案虽然提出了时间尺度上的排放比例，但没有一个方案考虑人均累计排放量，从而规避了人人平等的公平性。

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450ppmv的目标浓度确定后，2006年至2050年期间，人类通过化石燃料和水泥生产产生的排放量就随之确定。第二步，强调升温可能对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我们发现这些方案不但没有考虑历史上1900年到2005年期间发达国家的人均累计排放量已是发展中国家7．54倍的事实，而且还为发达国家设计了比发展中国家大2．3倍到6．7倍的人均未来排放权。同样，我们今天的排放也刚刚达到或者略超全世界人均排放的平均值，这也只有美国人均排放的四分之一。

丁仲礼说，即使今后低碳技术获得长足进步，发展中国家在建设基础设施、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而这些减排方案巧妙地回避了各国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日前表示，研究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应当依据科学事实，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权分配的方案必须要考虑各国历史排放、人均排放和发展阶段的差异，才能做到公平公正。丁仲礼认为，用某个时间点开始的人均累计排放来分配今后的排放权，最能体现公平正义原则。

他特别说明，通过计算，发现在450ppmv的控制目标下，现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形成排放赤字，但我们并非主张这些国家今后不能再有任何排放，而是主张这些国家应该用资金和技术来‘交换今后的排放权。那么，这些减排方案是否科学公正？丁仲礼课题组对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方案、G8国家方案等7个主要方案进行了评估分析。

即使这个目标提高到40％，也仅仅将用完排放权的时间推到2021年而已。关于二氧化碳减排，目前国际上有多种方案，绝大多数是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学者提出的。

在这个总量中，发达国家确定‘率先减排比例后，余下的即为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且所剩不多。这必须作为未来排放权分配中充分考虑的因素。

美国和英国在1900年的人均碳排放就分别达到2．4吨和3．2吨碳。任何国家从不发达进入发达这一发展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出现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高峰期的现象。第四步，计算出不超过2摄氏度增温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为450ppmv。在人类历史上，低碳发展的国家还没有出现过。

第三步，作出价值判断，即要在本世纪内将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增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所有国家在其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福利过程中，都不能避免能源驱动这个模式，也避免不了碳排放的增加。

丁仲礼说，因此，要发展就难免排放，排放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问题，排放权即发展权。要在操作层面上完成对二氧化碳浓度的控制，就必须有一个为全球大部分国家所接受的责任体系，而其中的焦点就是各国今后的排放权分配。

可以说，目前世界上的低碳经济国家还是那些以自然经济形式存在的最不发达国家。第六步，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具体的减排任务。